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标注
王小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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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序
我以写小说为主业，但有时也写些杂文，来表明自己对世事的态度。作为一个寻常人，我的看法也许不值得别人重视，但对自己却很重要。这说明我有自己的好恶、爱憎等等。假如没有这些，做人也没什么味道。这些看法常常是在伦理的论域之内，所以对它们，我倒有一种平常心，罗素先生曾说，对伦理的问题无法做科学的辩护。我同意这个观点。举例来说，我认为，思维可以给人带来很大的乐趣，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剥夺这种乐趣。这个看法也在伦理的论域之内。所以，我举不出科学上的理由来说明自己是对的。假如有人说不思维才快乐，我只有摇头，却无话可说。
不管什么书，我都不希望它太严肃，这一本也不例外。
积极的结论
据我所见，我们这里年轻人没有幽默感，中老年人倒有。在各种讨论会上，时常有些头顶秃光光的人，面露蒙娜丽莎式的微笑，轻飘飘地抛出几句，让大家忍俊不禁。假如我理解正确的话，这种幽默感是老奸巨猾的一种，本身带有消极的成分。不要问我这些人是谁，我不是告密者；反正不是我，我头顶不秃。
一只特立独行的猪
总的来说，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。但它们还是接受了：猪总是猪啊。
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，它找到了一个空子，一头撞出去了，跑得潇洒至极。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，它长出了獠牙，还认识我，但已不容我走近了。这种冷淡使我痛心，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。
肚子里的战争
时隔近三十年，忽然间我想起了住院看别人手术的事，主要是有感于当时的人浑浑噩噩，简直是在发疯。谁知道呢，也许再过三十年，再看今天的人和事，也会发现有些人也是在发疯。
就说三十年前的事吧，那位主刀的大叔用漆黑的大手捏着活人的肠子上下倒腾时，虽然他说自己在学习战争，但我就不信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胡闹。由此就得到一个结论：一切人间的荒唐事，整个社会的环境虽是一个原因，但不主要。主要的是：那个闹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疯。这就是说，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闹，但还要闹下去，主要是因为胡闹很开心。
思想和害臊
我年轻时在云南插队。仅仅几十年前，那里还是化外蛮邦，因为这个缘故，除了山清水秀之外，还有民风淳朴的好处。我去的时候，那里的父老乡亲除了种地，还在干着一件吃力的事情：表示自己是有些思想的人。在那个年月里，在会上发言时，先说一句时髦的话语，就是有思想的表示。这件事我们干起来十分轻松，可是老乡们干起来就难了。比方说，我们的班长想对大田里的工作发表意见——这对他来说本没有什么困难，他是个老庄稼人嘛——他的发言要从一句时髦话语开始，这句话可把他难死了。从他嚅动的嘴唇看来，似要说句“斗私批修”这样的短语，不怎么难说嘛——但这是对我而言，对他可不是这样。只见他老脸涨得通红，不住地期期艾艾，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，但最后还是没把这句话憋出来，说出来的是：鸡巴哩，地可不是这么一种种法嘛！听了这样的妙语，我们赶紧站起来，给他热烈鼓掌。我喜欢朴实的人，觉得他这样说话就可以。但他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，总要使自己说话有思想。
至于我们的班长，也是这样想的，只是没有林妹妹那样伶牙俐齿。也不知为什么，时髦话语使他异常害臊，拼了命也讲不出口，讲出的总是些带×的话。这就使全体男知青爱上了他。每次他在大会上发言之前，我们都屏息静等，等到他一讲出话来就鼓掌欢呼，这使他的毛病越来越重了。
有关“伟大一族”
现在的青年里有“追星族”“上班族”，但想要开创伟大事业的人却没有名目，就叫他们“伟大一族”好了。
有关“给点气氛”
我相信，总有些人会渴望有趣的事情，讨厌呆板无趣的生活。假如我有什么特殊之处，那就是：这是我对生活主要的要求。
活在某些时代，持有我这种见解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我就经历过这样的年代——书书没得看，电影电影没得看，整个生活就像个磨得光秃秃的母猪架子，好在我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，那就是发牢骚——发牢骚就是架子上残存的一撮毛。大家聚在一起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人人妙语连珠，就这样把麻烦惹上身了。好在我还没有被劁掉，只是给自己招来了很多批评帮助。这时候我发现，人和人其实是很隔膜的。有些人喜欢有趣，有些人喜欢无趣，这种区别看来是天生的。
罗素先生一眼就看出乌托邦是个母猪架子，乍看起来美奂美轮，使上一段，磨得光秃秃，你才会知道它有多糟糕——他没有在任何乌托邦里生活过，就有如此见识，这种先知先觉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——他老人家还说，须知参差多态，乃是幸福的本源。
前不久有读者给我打电话，说：你应该写杂文，别写小说了。我很认真地倾听着。他又说：你的小说不够正经——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谁说小说非得是正经的呢？不管怎么说吧，我总把读者当做友人，朋友之间是无话不说的：我必须声明，在我的杂文里也没什么正经。
迷信与邪门书
走投无路的人就容易迷信，而且是什么都信（马林诺夫斯基也是这样来解释巫术的）。
科学与邪道
我老师听了很害怕，后来就进了精神病院。他告诉我说，自己是装疯避祸，但我总觉得他是真被吓疯了，因为他讲起这件事来总带着一股胆战心惊的样子。这位老师后来贫困潦倒、提心吊胆，再后来虽然用不着提心吊胆，但大好年华已过。他对这些事当然很不开心。
科学的美好
真正的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，这是有原因的。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：从打孔孟到如今，讲的全是尊卑有序。上面说了，拿煤球炉子可以炼钢，你敢说要做实验验证吗？你不敢。炼出牛屎一样的东西，也得闭着眼说是好钢。在这种框架之下，根本就不可能有科学。
无论是个人，还是民族，做聪明人才有前途，当笨蛋肯定是要倒霉。大概是在一年多以前吧，我写了篇小文章讨论这个问题，论证人爱智慧比当笨蛋好些。结果冒出一位先生把我臭骂一顿，还说我不爱国——真是好没来由！我只是论证一番，又没强逼着你当聪明人。你爱当笨蛋就去当吧，你有这个权利。
对待知识的态度
打个比方来说，我上大学时，学了点计算机方面的知识，今天回想起来，都变成了老掉牙的东西。这门科学一日一变，越变越有趣，这种进步真叫人舍不得变老，更舍不得死……学习科学技术，使人对正在发展的东西有兴趣。
关于文体
大约是在七〇年，盛夏时节，我路过淮河边上一座城市，当时它是一大片低矮的平房。白天热，晚上更热。在旅馆里睡不着，我出来走走，发现所有的人都在树下乘凉。有件事很怪：当地的男人还有些穿上衣的，中老年妇女几乎一律赤膊。于是，水银灯下呈现出一片恐怖的场面。当时我想：假如我是个天阉，感觉可能会更好一点。恶劣的文字给我的感受与此类似：假如我不识字，感觉可能会更好。
文化之争
科学家和圣贤的区别在于，前者不但寻求知识，还寻求知识的证明。不幸的是，证明使知识人人可懂，他们就因此丧失了权力。
“行货感”与文化相对主义
戴宗又可以说：文化是生活的工具，既然在我们的文化里你得给我好处，这件事自有它的功能，你还是给了吧。如果不给，我就要按咱这种文化的惯例，用棍子来打你了——你先不要不满意，打你也有打你的功能。
人生活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之中，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。我对自己所在的文化有所批评，这是因为我生活在此地，我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，所以有批判它的权利。假设我拿了绿卡，住在外国，你说我没有这种权利，我倒无话可说。这是因为，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，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货。假如连这一点都不懂，他就是行尸走肉，而行尸走肉是不配谈论科学的。
摆脱童稚状态
我本人又是个读者，年登不惑，需要看专业书，并且喜欢看严肃的文学书，但是市面上只有七十二个故事的《十日谈》、节本《金瓶梅》，和被宰得七零八落的雷马克，还有一些性心理学、性社会学的书，不客气地说，出得完全是乌七八糟。前些日子买了一本福柯的《性史》，根本看不懂，现在正想办法找英文本来看。这种情形对我是一种极大的损害。在此我毫不谦虚地说，我是个高层次的读者，可是书刊检查却拿我当十六岁的孩子看待。
有关同性恋的伦理问题
假定有个人爱一个同性，那个人又爱他，那么此二人之间发生性关系，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。不可避免，又不伤害别人的事，谈不上不道德。
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
因为口沫飞溅，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，层次很低。
知识分子的不幸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
十年前我在美国，适逢里根政府要通过一个法案，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在课间安排一段时间，让所有的孩子在教师的带领下一起祷告。因为想起了“文化革命”里的早请示，我听了就摇头，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。我老师说：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，但不要这样嗤之以鼻——没你想的那么糟。政府没有强求大家祈祷新教的上帝。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弥陀佛，伊斯兰教的孩子可以祷告真主，中国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——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祷，这没什么不好。但我还是要摇头。我老师又说：不要光想你自己！十几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知识分子吧。就算他是无神论者，也可以在祷告时间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。这种道理说服了我，止住了我的摇头疯：不管是信神，还是自珍自重，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。就我个人而言，虽是无神论者，对于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，多少还有点猜测；我也有个人的操守，从不逾矩，其依据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，所以也是一种信念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理应不反对别人信神、信祖宗，或者信天命——只要信得不过分。在学校里安排段祈祷的时间，让小孩子保持虔诚的心境，这的确不是坏主意——当时我是这样想，现在我又改主意了。
想当年，像姚文元之类的思想流氓拿阶级斗争当棍子，打死打伤了无数人。现在有人又在造一根漂亮棍子。它实在太漂亮了，简直是完美无缺。我怀疑除了落进思想流氓手中变成一种凶器之外，它还能有什么用场。鉴于有这种危险，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做上帝梦，也别做圣人梦，以免头上鲜血淋漓。
一种学问、一本书，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（姑不论其大小，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），就不值得一学，不值得一看。
到目前为止，我还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迹象，所以不想最终皈依什么——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，它将是我一生事业的终结之处，我的精神墓地。不断地学习和追求，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，要把这件趣事从生活中去掉，倒不如把我给阉了……
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
如王先生所言，现在一些知识分子放弃了道德职守，摆脱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，正在“痞”下去，具体的表现是言语粗俗、放弃理想、厚颜无耻、亵渎神圣。我认为，知识分子的语言的确应当斯文些，关心的事情也该和大众有些区别。不过这些事对于知识分子只是末节，他真正的职责在于对科学和文化有所贡献；而这种贡献不是仅从道德上可以评判的，甚至可以说，它和道德根本就不搭界。
鉴于这个情况，我认为满脑子神圣教条的人只宜做教士，不适于做知识分子，最起码不适于当一流的知识分子。
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
喜欢萧伯纳的朋友一定记得，在《巴巴拉少校》一剧里，安德谢夫先生见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儿子斯泰芬。老先生要考较一下儿子，就问他能干点什么。他答道：干什么都不行，我的特长在于明辨是非。假如我理解得对，斯泰芬先生是说他在伦理道德方面有与生俱来的能力。安德谢夫把斯泰芬狠狠损了一顿，说道：你说的那件事，其实是世界上最难的事。
还有一种东西可以拯救我们，那就是相信有一种东西绝对是对的，比如一个传统、一本小红书，你和它融为一体时，也就达到了圣灵充满的境界。
跳出手掌心
斯诺先生把知识分子分成了科学知识分子和文学（人文）知识分子两类，而且说，有两种文化，一种是科学文化，一种是文学（人文）文化。现在的每个知识分子，他的事业必定在其中一种之中。
尤瑟纳尔女士借阿德里安之口云，当一个人写作或计算时，就超越了性别，甚至超越了人类——当你写作和计算时，就是在思索。思索是人类的前途所系，故此，思索的人，超越了现世的人类。
我上大学时，有一次我的数学教授在课堂上讲道：我现在所教的数学，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，但我还要教，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，应该让你们知道。这位老师的胸襟之高远，使我终生佩服。我还要说，像这样的胸襟，在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中间很少见到。
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，国人的确是在使用一种双重标准，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，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审评；而对中国人的作品，则用道德的标准来审评。这种想法的背后，是把外国人当成另外一个物种，这样对他们的成就就能客观地评价；对本国人则当做同种，只有主观的评价，因此我们的文化事业最主要的内容不是它的成就，而是它的界限；此种界限为大家所认同，谁敢越界就要被群起而攻之。
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，从虚无中生出知识和美；
《怀疑三部曲》序
乔治·奥威尔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，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。他们推己及人，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。
我总觉得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不说呢？有句话我们常说：不说话也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。很不幸的是，假如你不肯站出来说，有趣是存在的，别人就会以为你和他一样是个无趣的人。到现在为止，这世界上赞成无趣的书比赞成有趣的书多得多，这就是证明。人的生活应该无智无性无趣，在我们这里仿佛已经成了人间的至理。
李银河的《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》
不管怎么说，自己觉得好和别人说你好毕竟是两回事，不是一回事。村落中人把后者看得极重，实在是出于不得已。
李银河把村落文化看做一种消极力量，是因为这种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这个自然村里，把宝贵的财力全用在了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事上，生活的意义变成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、喝彩，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。这个文化里，人际关系的分量太大，把个人挤没了。
《血统》序
农村的情况和城里不一样，出身是什么，成分也是什么。故而地主的儿子是地主，地主的孙子也是地主，子子孙孙不能改变。因为这个原因，地主的儿子总是找不到老婆。
《他们的世界》序
这后一种立场，我们称之为“意识形态中心主义”。从这一立场出发所做的研究，只是为了寻求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好评，故而它是按照可能得到好评的程度来构造研究的方向和结果的。
此外，还有一个理由，就是弗罗姆倡导的人文主义立场。他说过，马林诺夫斯基也说过，科学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服务。我们不能保证每次研究都有直接的应用价值，但应保证它们都是出于善良的愿望。我们在做同性恋研究时，也对他们怀有同样的善良愿望，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，而不是心怀恶意，把他们看做敌对的一方。我们始终怀着善意与研究对象交往。这种立场，我们称之为科学研究的善良原则。